当我去看厦门大学唐绍云教授的画展前,原以为会是原汁原味的中国丹青:落木萧萧中,渔夫举篙撑着竹排,高崖峭壁上,云深不知处,有小亭翼然。待看完画展才发现,唐的作品迥异中西,非类古今。
通过在画布上表现我们熟知而又淡漠之物,化世俗为神奇,这就是唐的超凡不群之处。唐这点让我想起了西方文学中著名的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他曾经责怪助手华生:“人们虽会看却不懂得观察。”
我本以为唐画的那条夕阳余辉下的乡村小路表现的是诸如法国南部或威尔士的异国风情,但是唐告诉我,其实它只不过是我刚刚骑车经过的那条海边小道。他解释说,“我常在傍晚走这条路去市场。我喜欢月上枝头和薄暮迷蒙中街灯散漫出的柔光。”唐指着一堵藤蔓滋弥的院墙,从那密密层层的禁锢中,有一虬突的树干向外探出了身子。他轻声低语道:“我一直想知道在那扇掩映的木门里住着的究竟是谁。这真是神秘。”
在唐看来,这扇门的的确确是神秘莫测的,而令我汗颜的是,在厦门九年,我对这门和墙从不曾留意。
我对胡里山古炮台那株凋敝的古木同样未多作留意,直至看到唐的《沧桑》。唐指着这根须缠结如网、紧咬顽石的树说:“这根须像不像中国的草书?这树可是阅尽人世沧桑了。”
唐用出神入化之笔把这棵顽强不屈的古树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史学家。在那植于坚石的根须中,记录着潮涨潮落,世事浮沉。我几可想象年轻的学子们围坐于这位耄耋学者脚下的情景,决意再去拜谒这株古树。或许,它也会给我以启示吧?
如果说胡里山的古树让人回想起中国的过去,那么,《鸽子的呢喃》这一庄严的主题则象征着中国的未来。唐近乎虔诚地提到他北京旧寓所院中那棵参天的大树,“这棵树就是中国,她随四时节气变换而变化,严冬来临,则凋零敝落,而春风一度,新枝又发。始终生生不息,蓬勃向上。”
对唐来说,即便一扇寻常老旧的窗子也别有深意。《西风东渐下的中国近代史》展现的就是通过厦门大学旧图书馆的一扇窗户看厦门港的景象。木架上放着的是一本泛黄的、翻至第二次鸦片战争这一章的《中国近代史》。烛泪涟涟,令人遥想在今日平静的海面上,当年列强凭借船坚炮利贩卖鸦片给中国制造苦难的历史。然而画如其人,这幅作品弥散的绝非感伤颓废之气,而是充溢张扬着希望之情。正如唐所说:“受西方影响,近代中国发生了各种变化,这些变化有好有坏,现在中国对外开放,西方的影响大部分还是好的。”旭日初升,新的一轮曙色给窗棂抹上金光,在港湾中游弋的已不再是战舰而是货轮了。这是一幅感人至深的画作,它昭示我们要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就当以古为鉴。
谁都会忍不住对《临海的教室走廊》多看一眼。厦门大学艺术学院的墙体、廊柱、地面均澄明剔透,这如梦似幻的建筑不但未使自然之美稍减一分,其本身亦成为自然美的一部分。透过这缥缈虚幻的楼体,你可以看到柔曼的群山绵延入港,港湾内船只点点如浮漂着的钓浮,而风光旖旎的鼓浪屿,便栖身在繁华的市区和厦门港间。唐解释说,“我追求的不是纯粹的现实主义——那是照相机或制图员的事。”
唐对爱国主义题村的作品情有独钟,而对“政治性”艺术是否入时并不在乎。他曾向我忆起在他还是一个三四岁的小孩时,为避日机轰炸,如何举家逃难,以及解放前后的经历。如同许多中国人一样,唐在文化大革命中历经磨难,但是作为十年动乱的过来人,他对那些流血牺牲把新中国从理想变成现实的先烈反而有了一层更成熟的理解。
此类爱国主义题材作品中的一件就是曾在亚洲许多国家都展出过的《抗日战争中华侨在滇缅公路》。四名饱受战火洗礼、依然坚强刚毅的华侨机工站在一辆涂有迷彩的卡车前,在其身后,云雾缭绕的崇山峻岭间,是蜿蜒盘旋的滇缅公路,狂轰滥炸的日机后的一条弧线象征着全球范围的战火和华侨对争取世界和平和自由所做的牺牲及奉献。正如唐所说,“没有这些牺牲奉献,就不会有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中国。”
唐从新中国创建者著名诗人毛泽东那里也获得了不少灵感。在唐用其超越语言文化的生花妙笔把毛泽东的《娄山关》画出之前,这首诗之大美只可在中文里细嚼慢品。在这幅单色调的作品中,天方破晓,马背上一名号手正在吹起床号,晨雾如洗,战士们的身影若隐若现。他们搓着冻僵的手摩拳擦掌地讨论着一场重大战役的取胜之机,你似乎仍可以听到他们当时的铮铮之言。
这位56岁仍朝气蓬勃的艺术家,孜孜不倦地博采各家之长,但又不拘泥于一派一门。他重表现内容而轻表现手法。在《高原赛马》中,粗犷的白、棕、赭三色勾勒出的骠骑烈马在黑木框中呼之欲出。在一幅印象派的画作中,寥寥几笔浓墨重彩的蓝红绿便把终年为我们校园增色添彩的三角梅之神表现得活灵活现。来自唐故乡四川省的老大爷老大娘画得是如此的栩栩如生,我可以感觉到他们的目光始终好奇地追随着我,嘴虽未张,但一个羞赧的问候已挂在了舌尖。
唐说:“国外艺术中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但我们也不应摒弃中国传统中丰富的表现技法。”
这位画坛的福尔摩斯使我提高了对中西艺术的鉴赏水平。同时他还促使我去观察生活,去发现使这瞬间变得如此美丽如此颇具深意的种种内在联系——垂垂老矣的树、神秘莫测的门、暮蔼中的街灯、端着奶茶的藏族小男孩、还有我儿子的中国干爷爷那双骨节粗大而又温柔的手。
●本文发表于《今日中国》杂志“化世俗为神奇的画家唐绍云”,1998年4月第47卷第4期,潘维廉博士(美国)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