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教授、我国著名的油画家唐绍云先生的油画展——《多彩的世界》即将在厦门伯雅书画展览馆展出。作为相识、相知已近四十年的老朋友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酸、甜、苦、辣，还有四川特有的“麻”，五味俱全。往事历历在目，往事如泣如歌，往事不堪回首又不能不回首，因为那是一个多彩的世界。
厦门大学美籍教授潘维廉在《化世俗为神奇的画家唐绍云》一文中这样评价他的作品：“通过在画布上表现我们熟知而又淡漠之物,化世俗为神奇,这就是唐的超凡不群之处。唐这点让我想起了西方文学中著名的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他曾经责怪助手华生:‘人们虽会看却不懂得观察。’．．．．．．这位画坛的福尔摩斯使我提高了对中西艺术的鉴赏水平。同时他还促使我去观察生活,去发现使这瞬间变得如此美丽如此颇具深意的种种内在联系——垂垂老矣的树、神秘莫测的门、暮蔼中的街灯、端着奶茶的藏族小女孩、还有我儿子的中国干爷爷那双骨节粗大而又温柔的手。”
“画坛的福尔摩斯”——老外的高度评价并非空穴来风，这实在是一种境界。
人，只有历尽人间的百般苦难甚至置之死地而后生之后，才能进入这种清明高远的“化世俗为神奇”的境界。
佛说：“一切皆苦，清净涅槃 ”。
很少有人知道这位厦门大学美术系教授，中国有影响力的著名油画家坎坷的人生经历和艰难的艺术探寻。他的人生道路并不象他笔下的大海，森林，鸽哨那样宁静，那样阳光，那样充满着诗意。
我捧着绍云赠我的两本他的近作——中国油画名家技法谈之《唐绍云谈油画技法》(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5月)，《油画风景技法解析》（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年1月），那熟悉的字体，那亲切的昵称，那个性鲜明的画风和潇洒流畅的笔触使我思绪连翩。
一九六八年，我从西南师范大学美术系毕业分配到四川绵阳地区文工团工作。文工团坐落在北街上一个被当地人叫做“尿巷子”的崔家巷三号,据说那是清代末期一个姓崔的翰林留下的一座三套四合院小青瓦平房，房檐、梁柱破旧不堪。从五、六步石梯上去后便是一道木制的门楼，使人联想起黄世仁家的大门。门框上挂着一道木吊牌，上面白地黑字写着“绵阳地区文艺工作团”几个行草大字。一进门就看见一幅被当作影壁的大幅油画《毛主席去安源》，色彩明快，运笔潇洒，神形兼备。我一下就怔住了：“这是谁画的？比原作还画得好！”竟忘记了身上还驮着五六十斤重的一个装满书籍的纸箱子。办完报到手续正是该吃午饭的时候，我看到七八个形容怪谲的人来得比较晚，大约要让“革命同志”先吃完了才能去食堂用餐。这几个人来到前院正厅的毛主席像前先鞠躬再“请罪”。每个人飞快的、含糊地念完自己的“罪行”，就象小学生在背“乘法九九表”。什么“现行反革命、三青团骨干分子***”、“书写反动日记，炮打最高统帅，反党、反社会主义现行反革命分子***”，“漏网右派分子***”．．．．．．这些人面容愁惨，精神几近崩溃，乍一看就像电影里的“坏蛋”。就一个人不像。他最年轻，个儿不高，白皮嫩肉，衣着时髦(穿的是兰灰色中长棉猴，在当时是很时髦的)。表面看来很虔诚好象在低头“认罪”，实际上在眉目间流露出一种掩饰不住的沉稳和自信，甚至略带嘲讽，显然是在作秀。我问旁边一个端着饭盒吃饭的人，穿棉猴的人是谁，他告诉我：“唐绍云，写了十几本反动日记，被揪出来了。”
唐绍云，多么熟悉的名字！四年前，我刚进大学学美术，系上组织我们去重庆枇杷山公园看画展，即《1964年全国首届美术学院毕业生作品展览》，一幅肖像画《县委书记》（又名《蹲点》）吸引了很多观众的眼球：一个裤腿挽到膝盖,满腿泥泞的县委书记（好象是个剽悍的北方汉子）正在用笔记本认真的记录着当天从田间考察回来的感受。画面色彩沉着,造型严谨，人物神态生动，有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对刚入大学的我的心灵震撼是可想而知的,于是记住了作者的名字——“唐绍云”。
毕业创作是学生世界观的反映，象他这样倾全力去歌颂共产党的干部，把共产党人的形象描绘的那么高大伟岸，这样的年轻学子怎么会是“反革命”？我百思不得其解。
在文工团上班以后，当年的主要任务就是搞“斗、批、改”。我是刚分来的大学生，又是所谓“红五类”，在当时被戏称为“供销社刚买来的新锑锅”，由于大学学过俄语，于是工作组安排我搞唐的“专案”。具体的说，就是把他的日记加以整理，翻译，分类，以便于批判。唐的日记有很多片段是用俄语写成的。因此，我有机会读了他的部分日记，初看真令人心惊肉跳，有些内容非常“反动”：上至伟大领袖，下至掏粪工人；从“大跃进”到“三面红旗”；从越南战争到古巴革命，无一不在日记里侃侃而谈。为了弄清楚“三年困难”的真正原因，他认真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著作，并从各个渠道了解社会情况。有机会下乡便找社员调查，独立思考之后自己得出一套结论，认为“三面红旗”搞左了其根子在于“个人崇拜风行”……于是，在文革初期他被打成了“反革命”。
于是，苦难象影子一样与他紧紧相依。
真应该编写一本《文革词典》，让现代人了解那个冰凉而疯狂的年代。
“革命同志”轮番作战，批斗被“揪出来”的地、富、反、坏、右、敌、特、叛、走资派等（统称为“牛、鬼、蛇、神”），其痛苦惨烈之状不堪回首，笔者已不忍心细述往事。
当时绵阳地区的文艺团体内被“揪出来”的人中有很多人顶不住了，跳河的有之，上吊的有之，从头顶上钉门斗钉的有之，用菜刀剁掉自己阳根的亦有之。椐报载，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文化界的精英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一大批知名的国家级的作家、演员、学者、运动员等都遭到了肉体和精神上的严重摧残，其中有不少的人不堪屈辱而自杀身亡，用当时的语言来说就是“* * *自绝于人民”。由于文革的打击面太广，至今仍然无法统计出各种非正常死亡和失踪的准确人数。天助绍云，他还算是活出来了。
我刚住进崔家巷三号的时候，唐绍云还住在进门左手边的小屋里，他戏称为“纸壁斋”，那是用文工团废弃的舞台景片自己动手搭建起来的小屋，四周糊上旧报纸就形成了一个“私密空间”，面积不过8平方米左右，集卧室、画室、厨房为一体：一张单人床，几个装书籍、被子、衣服的纸箱子，一个自制的油画箱和一个煤油炉子。因为小青瓦房常常漏水，墙上流下了许多画家们所喜爱的“屋漏痕”。
在那个灰暗的岁月里，在狭窄的“纸壁斋”，在被批判斗争之余，唐绍云仍然坚持每天早晚画油画，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定力啊。他当时除画了很多习作以外还画了很多小画幅的油画创作，如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毛主席诗词组画》——《念奴娇.昆仑》《沁园春.雪》《橘子洲头》等。他后来在九十年代创作的一幅作品《霜晨》，取材于毛泽东诗词名句“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发表于《美术》杂志1994年第1期），也许就是那次组画的余絮吧。同时他还画有《越南抗美斗争组画》，《长征组画》等，可惜，现在已找不到原作了。在那年月他只能画这样的题材。现在很难想象表现那样重大题材的主题性绘画，画幅只有30-40厘米大。我记得《沁园春．雪》中的毛主席头像就只有小核桃大,是用画国画的衣纹笔描出来的.不仅形象准确，色彩也十分丰富，还要“见笔”。绘画技巧之精到令人叹服。他说，这不算什么，俄国画家列宾的画的《拒绝刑前忏悔》才只有一本书这么大！他还经常欣慰地告诉我：“最近颜料消灭得很快！（意思是画了很多作品）”“马上要开始进入（绘画的）‘秋季攻势’了”。
党的九大以后，全国进入“斗、批、改”阶段。这一阶段使大批干部、知识分子遭受到更加残酷的迫害。
随着运动的深入，唐绍云被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安排到我的房间来住，因为我是“红五类”，对唐有“监督”的任务。在临走时组长悄悄叮嘱我：“最近批斗的火力很猛啊，组织上担心他顶不住，不要让他自杀了！”
我没经历过“四清”运动，也不清楚“火力”这两个字的份量，但我知道，这个任务对我来说太艰巨了。我得每天二十四小时不能合眼，盯着他！白天我和他一起上班，他挨批斗我作记录。晚饭后一同回到宿舍，几乎形影不离。最难熬的是晚上看完书睡下以后的时间，他睡着了，我敢睡吗？他要是自杀了我怎么向组织上交代？几天下来我就瘦了一大圈儿。一天半夜，他醒了，见我也很警惕地醒了。他说： “胖胖，你安心睡吧，我不会去死的。我如果要自杀，两年前就自杀了，何必等到今天。如果我现在死了，就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我想，这话应该是可信的。从那天起我才可以安安心心、踏踏实实的睡觉了。在“阶级斗争”休战期间，我们一起去画朝霞，画涪江落日。画穿着演出服装的演员和知识青年。
再后来，我们文艺团体的人又去了绵阳地区德阳县白马关的地委“五七干校”改造。白马关，三国遗址，蜀汉靖侯庞统的祠庙。周围古柏森森，云蒸雾绕。那里有众多的古文化遗存和战争遗址，如落凤坡，点将台，换马沟，古蜀驿道等，都是画家们心驻神驰、留连忘返的地方。在干校，被揪出来的人的称谓是“牛、鬼、蛇、神”，简称“牛”。我是工作组安排的“放牛娃”，俗称“牛倌”。任务虽然是以监管他们为主，其实自身也在劳动改造之列。最重的活总是“牛”们干的，比如用板车拉大米，蔬菜，生活用水，粪车等。正因为这样，反而使他们有了相对的自由。“牛”们在路边的小溪里尽情的戏水，把那个臭水沟美美地叫着“天鹅湖”（我认为那只能称为‘牛滚凼’）。牛们和牛倌混为一体，苦中作乐，共同改造。又是天助绍云，那里美丽的风景类似于法国的“枫丹白露”，给了唐绍云很多的艺术灵感和燃烧的激情，他利用早晚的时间忙里偷闲画了十来幅小幅的风景画，如《点将夕照》《三对》《天鹅湖》等。
在干校，“牛们”最难熬的是夜晚。他们只能就着惨淡的灯光看点报纸或学习毛主席的著作。连家书也要经过工作组和工宣队（“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简称）的严格检查后才能看到的时代，1968年，唐绍云在得知他的大女儿在成都出生的消息时已是半年之后。初为人父的他多么想见到自己的亲生女儿啊，多么想为嗷嗷待哺的女儿和腿脚不便的妻子尽一点作为父亲和丈夫的责任啊，可是在那个悲剧的年月，这种人之常情只是一种奢侈的梦想。他三次向工宣队请假回家都遭到了拒绝。事不过三，他的“牛”脾气发了，在一个傍晚收工以后逃离了干校，为了防备工作组的追赶，他逆行了六公里，然后这个“牛”爬上一辆运真牛的闷罐火车星夜赶回了成都。历史，给他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
在那样严酷的社会压力下，唐绍云对油画的痴情丝毫未改。从干校回城以后，又与人合作画了一幅知识青年在农村养猪的油画，入选了文革时期的全国美展。由于历史的原因，这张画在北京展出和多家报刊上发表的时候竟然没有唐绍云的名字。类似的情况还很多，不一枚举。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作为“戴枷的牛”，还要埋头耕耘社会主义文艺的土地，忍辱负重，顶风作“画”，其千辛万苦播下的种子却不能开花结果，只能为人作嫁,充当一个“影子画家”。面对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他当时是怎么想的？或许是“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或许是“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或许是“天将降大任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唐绍云天生就是个有责任的艺术家，不幸的是，他以对艺术的热情来关注着国家、民族、人类的命运。传统文人所谓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等特质他都具有了。他的所谓“反动日记”其实就是他关心国家、民族、人类命运的真情记录。
笔者略举一例以证之：
早在45年前的1962年2月3日，他写道：
“错误已经严重地阻碍着历史的发展，甚至多少开了倒车，在政治生活、思想战线和文艺战线上，个人崇拜的惡劣影响表現在好标新立异，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过分集中，缺乏民主。其结果是发展被压抑，矛盾尖銳化。过滤式的政治运动打击面太广，且越來越有始無終，群众被压抑。”
“一般人只是沒有醒悟到這点而已，然而量变的結果必然是质变的产生”。
“我们預感到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将有一個变革，目前似乎是僵局，是变动前的宁静，变革有各种可能的途径，但愿会是一条对大家都好的途径。”
忧国忧民，渴望变革之心昭然若揭。接着，他单纯而乐观的写道：
“生在这样的時代不应有生不逢時之感。它考验人，我們不能做随波逐流的糊涂虫，也不能做袖手旁观的路人。首先要划清界限，不要忘了立场，防止和敌人混在一起。然後，不要忘了自己是革命者，不能仅仅明哲保身，而应当战斗。只要方向明确、头脑清醒，脑袋复杂一些是有好处的……”。
“总理的报告实在很难令人滿意，我为国家的前途焦虑。”（1962年3月2 日日记）
拳拳赤子之心和亚瑟式的天真，使唐绍云自己成了自己的“敌人”，因为那是一个乾坤颠倒的年月。在那个不幸的年月里，唐绍云个人的不幸与国家、民族的不幸紧紧相连。
唐绍云出身在一个艺术世家，父亲唐耕耘是四川戏剧界的舞台美术大师，著名书画家。唐绍云在考入四川美术学院附中的时候,他那知识分子的母亲送给他了一个硬壳的日记本,在当时还是挺奢侈的。其目的无非让他好好学习,记下老师讲课的内容而已。可他却用来写了日记，真实而详尽的记录着身边的各种琐事，有读书读画笔记，有同学从家乡带来的农村见闻，有美学方面自己的见解，当然也有初恋的体验……直到大学本科毕业，洋洋洒洒写了十三本！随着年龄的增长，日记的内容就更广泛，涵盖了国际、国内，历史，现代，时事，军事，中外名著，艺术美学，人生哲学，还有为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创办的小小的学刊写的文稿等等，包罗万象。其中，不乏有对艺术真知灼见，也难免要针贬时弊。很多“反动观点”已被今天的社会发展证明是正确的。日记嘛，是一个人心灵的“私密空间”，应该属于个人隐私的范畴。现在的小学生都在叫喊“保护个人隐私”，心中有什么块垒就在QQ或网络聊天室里一阵大吼大叫，上至当今领袖、高官，下至拉三轮擦皮鞋者流都可以大骂一通，一吐为快。但，在那个没有法制的时代是不保护个人隐私的。
如果说文革以前的唐绍云是在用钢笔写日记，那么他的整个一生都在用画笔和油彩书写历史，书写民族的历史，共和国的历史。唐个人的命运始终和国家、民族的命运是血肉相连的。把他的很多作品穿连起来，就是一部画布上的史诗。
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新一代领袖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灰暗的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新的曙光，迎来了唐绍云期盼了三十多年的“一条对大家都好的途径”。唐的艺术生命也重新绽放出绚丽的光彩。
文革结束以后他离开了绵阳——那个让他他终生难忘的混杂着悲哀、屈辱和燃烧着情爱的土地。他丰富的学识、谦和大度的人格魅力乃至他的悲剧人生使他在四川、在绵阳美术界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粉丝军团”。唐绍云经成都辗转到了厦门大学，他命中注定应该去的、享誉全球的高等学府。在那里，他找到了自己的坐标，找到了能让他的艺术生命根深叶茂开花结果的肥沃的土壤。他继续完善他的“画布上的诗史”。所以美籍教授潘维廉称他为“画坛的福尔摩斯”。
1999年，他完成了邓小平同志的肖像画《风云》。
2001年获“佛雷曼基金会亚洲艺术家奖”，应邀赴美国佛蒙特艺术中心创作交流，并举办个人画展。
2004年由中国美术家协会选派赶欧洲考查，并在法国巴黎国际艺术中心举办个人画展。
……
呈放在我案头上的两本书——《唐绍云谈油画技法》，《油画风景技法解析》，好象都是在谈技法，但我看到的却是艺术美学，是思想而不仅仅是技法。法国著名雕塑家、美学家奥古斯特．罗丹说过：“真正的艺术是轻视艺术的”，我理解他所轻视的“艺术”实际上指的是 “技术”， 《唐绍云谈油画技法》，《油画风景技法浅析》是传统的油画技法和他个人创作经验的结晶，对初学者是启蒙的导师，对专业画家是重温和借鉴，对美术理论家是总结和升华。
他的两本技法专著朴实无华，没有烦琐的序言，没有累赘的考证，没有花架子，没有理论家们故弄玄虚生造出来的时髦词句。单刀直入，字字句句铿然有声，一如他的为人，平和而实在。

（未完，待续）


●任启臻，1946年生于重庆市，1968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美术系本科。绵阳博物馆文博副研究馆员、雕塑家。四川博纳尔雕塑壁画工作室主任。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