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女》排在第一位，图片出现了28次。佛拉迪米尔·塔特林(Vladimir Tatlin)的一个纪念塔模型的平面图《第三国际纪念碑》(Monument to the Third International)排在第二位，出现了25次。由罗伯特·史密森(RobertSmithson)在1970年在犹他州的大盐湖里建的大型地景作品《螺旋形防波堤》(Spiral Jetty)排在第三位，出现了23次，紧随其后的是理查德·汉密尔顿(Richard Hamilton)《是什么使今天的家庭如此独特、如此具有魅力？》这是一张1956年的拼贴画，被广泛认为是第一张现代艺术作品，出现了22次。乌姆伯托·波丘尼(UmbertoBoccioni)1913年的青铜雕塑《空间中连续性的形式》(Unique Forms of Continuity in Space)和毕加索的《格尔尼卡》(Guernica)(1937)并列出现了21次。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1912年的作品《喷泉》(Fountain)，一个白色的尿壶，出现18次排在第七位，而他1912年的绘画《走下楼梯的裸女，2号》(Nude Descending a Staircase, No. 2)出现16次排在第八。
这些观念创新者中的一部分，比如汉密尔顿、波丘尼和塔特林，都昙花一现的奇葩，他承认；他们都取得了一个突破点，即使他们并没有排在最好的艺术家中间。
“艺术家的经济概念对艺术史学家来说十分有趣，他们必须抓住这些概念，”当人们向现代艺术博物馆的荣誉主管长约翰·艾尔德菲尔德(John Elderfield)描述盖伦森的理论时，他如是说。“这些是我们所说的现代艺术历史上的作品。他们就像是里程碑，而这就已经足够了。”但是他警告说，这个方法只能走这么远。“现在正涌现出很多很伟大的作品，而这些是统计学上不能简化的。”
在很难但是也很普及的科学领域，引用别人文章的数量是测量一个思想家重要性的一个标准。格雷、拉什顿还有其他的经济学家如《价值120万美元的鲨鱼》(The $12 Million Stuffed Shark)的作者多恩·汤普森(Don Thompson)，都普遍认为对图片的计算是一个有效的方法。但是艾尔德菲尔德说，正如关于一个新展览的决定基于已经展出过的物品，教科书重现此前已经被使用过的形象。“这便成了一个自我辩护的系统，”他说。艾尔德菲尔德补充道，那些著名的还有容易被接受的作品重新出现的频率会更高。《少女》这张作品在1939年现代艺术博物馆把它从晦涩解释为高雅时得到了不少的关注，埃尔德给尔德说，而毕加索1908年的画作《三个女人》(ThreeWomen)其时正被俄罗斯圣彼得堡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Hermitage Museum)收藏，直到1970年西方国家的人才有机会接触到。在那之前，没有艺术的书籍上有《三个女人》的图片，他说道，虽然现在这件作品很频繁的被重新展现出来。
亚瑟·丹托(Arthur Danto)是《国家报》(The Nation)的一个艺术批评家，同时也是一本关于艺术的书的作者，他说，教科书随着潮流而改变，也影响到了教科书和插图。
关于排名，艾尔德菲尔德说：“坦白的说，这很荒谬。”当别人强迫他列出他脑子里面的一个名单时，他说他会包括《少女》和《喷泉》，但是会加入马蒂斯(Matisse)《红色画室》(Red Studio)、塞尚的《浴者》(Bathers)、马列维奇(Malevich)的《白色上的白色》(White on White)(“一件十分极端的作品，”他说)、米罗(Miró）的《世界的诞生》(Birth of the World)，一幅巨大的波洛克泼墨画，还有沃霍尔(Warhol)的玛丽莲·梦露系列、蒙德里安(Mondrian)的《百老汇爵士乐》(Broadway Boogie Woogie)，以及贾斯珀·约翰斯的美国国旗。
丹托对于盖伦森的名单说：“除了是通告，我不把这个方法看作任何东西。对我来说，图片出现的频率并不能真正解释是什么的一个想法很好。沿着这条路，你必须在某个地方找到这一切为何如此有趣的原因。”